Gerhard Borner(德国）

一、黄山之旅

“我会与你同行”。他这样说，看起来对我有些担心。他褐色的眼睛充满关切地扫过我的脸，意识到我对此也有些顾虑。在过去的六周里，李启斌及其他一些中国天文学家和我一起在X射线天文学和中子星物理等20世纪70年代新兴的学科领域里开展了研究。那时是1979年，我作为第一批长期来访的外国科学家中的一员来到中国。在六周的时间里我在北京每两天作一次讲座，然后和中国的同事对此再讨论一天。这段时间里我们彼此变得很熟悉了。在辛苦工作了六周后，中国科学院给了我一个奖励：可以在中国旅行六周！只需在此旅行期间在各地作几个讲座。李启斌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六周，这再好不过了，但我们双方开始对此都还有些顾虑。究竟怎么去实现呢?李想得最多的是如何确保我的健康和安全，让我免除麻烦，而我则为他将远离他在北京的家人如此长的时间而深感不安。但最后的结果却妙不可言。在旅行中我们有机会一起交流，从科学、艺术到自然、人类，无所不谈。最后，当结束旅行到达上海时，我们彼此成了好朋友。

我们的旅行从北京出发，乘火车32小时后到达桂林。再从桂林乘飞机去杭州，再坐火车到合肥、南京，最后到上海。

现在来讲述这段旅行的故事也许可以用“很久很久以前……”来作为开场白。的确，随着这些年中国的快速发展，那段1979年的经历看起来已经很遥远了。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黄山徒步旅行的一些趣闻。李启斌和我在1979年11月底到达合肥，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那时的合肥是一个只有150万人口的城市，我们住的旅馆叫“稻香楼”，环境很美，有山有水，但服务员比较懒散。这使得李写下了“风景很好，服务很糟”的词句来调侃。在我们的旅行中，我们写了很多类似的词句来描述我们的旅行。李启斌对中国古典诗词非常在行，他能背诵两千首诗词。每到一处看到碑石上的题词时，他都会用英文告诉我题词的意思，并且讲出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清朝的乾隆皇帝留下了很多题词，我们旅行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可看见他的手笔。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使用了他所有的外交技巧来劝说科大的领导同意我们去黄山。那时黄山上已经在下雪，去黄山似乎太危险，尤其对外国人。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和科大的领导谈，指出我们旅行的计划是在北京就决定好并得到上级批准的。最终，科大的领导让步了，同意让我们去黄山。

从合肥出发，再经过11个小时乘车在安徽乡村小路上的颠簸，包括坐渡船渡过长江，我们到达了黄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名叫温泉村。那时在山区里没有公路，也没有缆车可以把疲惫的游客直接送到山顶，你不得不得靠自己的脚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们不知走过了多少级台阶，翻过最高的山脊，终于到达了黄山上的北海宾馆。在那我们住了好几天，每天从那出发步行去不同的景点。那时黄山最高的山顶都积满了雪，我们四个人组成的小队伍(包括科大的研究生华新民、导游、李和我)，总是最先把脚印留在雪地上。

李总是充满了活力，敢于攀登最高的山峰。那时到黄山最高峰——莲花峰的小路上积满了雪，在我们攀登莲花峰时导游总在提醒说：“太危险了！小心！小心！”但李喊道：“危险的地方有时是最美的！”最后，我们俩终于登上了黄山最高峰，一起站在山顶尽情享受着灿烂的阳光。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无比！

我们住的北海宾馆没有暖气，房间的温度总是低于零度。因此，在傍晚我们总是一起围坐在一个小木炭盆边，一边烤着我们的湿袜，一边谈论着恒星、黄山和中国。李对他的祖国在当时情况下将会有很大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都认为当时社会中很多方面的严格限制实际上是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他也就如何创造条件使科学研究变得更活跃和有效提出了看法。实现这一目标其中的一个步骤是缩小特大研究所的规模，引进更现代的行政管理方法。几年后，在他担任北京天文台台长期间，他确实将他的一些想法变成了现实。

在旅行中，我们就遇到了当时还有些官僚的体制下一个愚蠢的规定：为减少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联系，我们被要求只能在不同的地方用餐。而在黄山的旅馆里，因为只有一间冰冷的餐厅，所以就发生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就餐时我们不得不一起坐在餐厅里唯一的大餐桌前，但我们的椅子却被放在大餐桌的对角线上，这样安排的原因是让我们坐的离彼此最远。其实我们在一整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能在一起交谈的，所以餐厅这样的安排显然毫无意义。在这之前我们访问杭州时，也有过类似奇怪的经历。11月初的杭州来访的客人很少，在中国科学院在杭州的招待所里，有很多天我们俩是仅有的客人。但我们用餐时也是被要求彼此分开，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很大的餐厅里单独就餐，周围的服务员倒有六位之多。在我们分别用完餐后才知道，其实我们的饭菜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在黄山北海宾馆周围的山区里旅游了好几天，然后经过一个风景很美的山谷开始一步一步下山。那个山谷如今已有电缆车，载着无数的游客直接到达山顶。现在山脚下的缆车站也有公路可以直达温泉村。但当年我们经过山脚时，公路才刚刚开始建设。那时几百名工人完全靠人工来搬运巨大的岩石，并在陡峭的山边凿出一条路来。我们非常小心地穿过熙熙攘攘的施工人群，经过长时间的徒步旅行后终于到达了温泉村，来接我们的车正停在那里。

在这次相伴而行的长途旅行中，我对李启斌的了解越来越多。他个性鲜明，既深爱科学，又对中国诗词和艺术，尤其是绘画，有着广泛的了解和崇敬。他总是很有计划，待人友善，热爱自然，而且充满幽默感，这些个性特点让他非常具有亲和力。

二、中德之间

经过第一次在中国的长期访问之后，李在“洪堡学者”计划的资助下来德国访问一年。我们开始继续在科研上合作，并且考虑拓展一些中德之间的学术交流计划。我们也一起开始举办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的一系列双边天体物理学术会议。

几年以后，李成为北京天文台（现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但当我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却告诉我在中国当一名研究所的所长和在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他说：“在中国，作为所长你必须负责所有的事情，而且经常需要去处理一些科学之外的问题。”一个例子是当单位里一名妻子和丈夫吵架后，他们会在半夜里敲开李启斌公寓的门，让李帮他们解决问题。因此，当台长需要面临很多压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改变北京天文台的行政管理方式，采用更现代的管理办法。他有很多将天文台变成高效运作的、以科研为主的天文台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与当时大家都拥有“铁饭碗”，动不动就互相争吵的现实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于是，他开始减少非科研人员的数目，包括司机和厨师，鼓励他们形成独立的与天文台有关的单位，但不再隶属于天文台。一个在经济效益上很成功的例子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生产卫星电视天线的公司，这些天线由天文台里的射电天文学家设计，由附近的自行车厂家生产，具有非常好的反馈性能。天线在世界各地都很畅销，包括销往新加坡和德国。天线销售的收益使得天文台有资金盖了一座新楼，也提高了台里职工的收入。李希望对那些作出了特别好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科学发现或其他成就的职工予以优先升职并提高他们的工资。他也试图在天文台与国外建立更多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他的这些措施当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为有些人不愿意改变他们的习惯和政策。但李找到了一个聪明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天文台经常组成很多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总是邀请那些不喜欢他改革的人参加这些代表团。这些人也乐于出国访问，所以当他们出国后，李的改革措施就可以开始实施。李启斌总是很有想法，但不幸的是在他离世前他也只能实现这些想法中的一部分。

当他在北京天文台实行改革的同时，我们的科研合作也在顺利进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我们合作利用中国古代关于超新星的天文观测记录来证认德国ROSAT卫星所发现的X射线源。中国古老的文献资料中记录了天空中突然出现的一些亮星的观测，这些资料被李整理后翻译成英文。这里面有些记录也许与超新星爆发有关，即当一颗恒星在爆发而整个被吹掉时，发光的强度会变大几个数量级。李发现这些天象观测记录在中国很早就有，很多被刻在骨头和乌龟壳上(甲骨文)。这些超新星爆发后的遗迹可以被X射线卫星观测到，特别是ROSAT卫星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它对整个天空进行了X射线巡天。我们一起发现了好几个事例，这些事例中古代中国天文学家的观测和现代X射线卫星的数据互相吻合。李对此非常高兴，因为这代表了古代中国文明和现代西方天文学的一种有趣的关联。

三、西出阳关

在这篇回忆李启斌的短文最后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们一起长途旅行的故事。在1999年乌鲁木齐的一个学术会议后，我们一起旅行到达戈壁滩的边缘——敦煌。我们站在一个大沙丘的顶部，俯瞰着下面无数高低不一的沙丘。在这个曾经是古代中华帝国最西边的边界上，我们参观了著名的莫高窟。那些精美绝伦的佛教绘画，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然同样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游人实在是太多了！

莫高窟附近的一些其他洞穴里还有一些佛教的雕刻和壁画，那里游人略少，但却让我们精神振奋。李显然被这些古代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深深感动，有时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眼中含着泪光。他认真地观察着每一个细节，并经常快速地在小纸本上画着素描。当我们乘车来到处处充满沙和石的沙漠里，看到被旋转飞扬的风沙笼罩着的汉代的古塔和城墙，我们深深为之震撼！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终于能够理解古代中国向西旅行的人们在经过阳关时的那种感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和我站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读着刻在山坡碑石上的诗句，感慨万分！

四年后，李离开了我们，那时他只有67岁。他的离世，对他的家庭，对中国天文界，对他的朋友们，都是巨大的损失。对我来说，这些年里到北京总是和与李见面分不开的。而当我发现有一天他却不在那里，不再含着迷人的微笑迎接我时，我似乎不能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经过了上帝的“阳关”向西而去了，但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一种结束，还是另一个开始。也许，上面的诗句里并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真实。当我们每个人越过在地球上生命中最后的关口，我们还会在那一边找到我们的故人。也许，李启斌只是比我们先到达那里，他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翻译：吴学兵